我院郭豫媚讲师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陈彦斌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预期管理的政策实践与改进措施”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传统宏观理论并不推崇预期管理，认为如果政策被公众预期到那么政策就将会无效。基于Lucas（1972）提出的理性预期假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只有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一旦政策被公众预期到，那么公众预期的调整会使总需求曲线发生位移，从而抵消政策的作用，因此，他们得出“预期之中的政策对经济周期没有任何影响，只有意料之外的政策才会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结论，这一结论也被称为“政策无效命题”。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央行并不注重引导预期。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否定了“政策无效命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和价格的变动并不是完全弹性的，预期物价水平的上升并不会立即引起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同等程度的变化，因此意料之中的政策也会影响经济周期。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一般无法形成理性预期，因此意料之中的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引导公众预期发挥有效作用。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发达国家央行越来越重视通过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使用前瞻性指引来引导公众预期，提高政策效率。由此也可以看到，预期管理既不是要欺骗公众，也不是要否定理性预期，其核心目的是通过沟通帮助公众形成更为理性的预期。

对于中国而言，加强预期管理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中国央行之所以未能较好地引导预期，主要是因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过多，不利于预期的形成。第二，货币政策定位不明确，使得市场难以清晰认识并预期货币政策。第三，货币政策信息披露滞后问题较严重，误导了市场预期。第四，央行与市场沟通的信息不够充分，公众形成预期时所能够利用的信息较为有限。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如果公众没有稳定的预期，那么也就难以形成信心。在经济新常态和货币政策转型这两个大背景下，中国需要重视预期管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予以加强：第一，进一步减少并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第二，加强央行与市场的沟通。第三，加强央行的研究能力，促进央行更为有效地引导预期。第四，增强央行的独立性。